台北自由广场(资料)
中国华为科技财务长孟晚舟因涉嫌违反对伊朗贸易制裁禁令,并涉及银行诈欺,日前过境加拿大转机时,加拿大以美国引渡要求「暂时扣留」,闹得沸沸扬扬。国内对于华为的讨论,多半为活动赞助、产业供应链和国家安全层级;事实上,前两者事涉个别厂商的竞争策略,与公共利益无关,非为事件焦点。然其对国家安全所可能造成的影响,则不可轻忽!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U.S. 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在二○一二年的一份正式报告中指陈,华为所生产的资讯与通讯设备可能被中国相关部门用于间谍活动,因此必须严加防范。华为产品是否真有后门程式,虽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中国製造的无人机,却先做了一个后门程式操控示范。
去年六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伉俪访问香港,及今年十月习近平出席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中国无人机大厂「大疆创新」(DJI)以「有责任教导客户最佳操守,让客户负责而安全放飞」为由,透过「地理围栏」功能,迳行禁飞无人机。这就是后门程式的威力,如果发生在资讯与通讯设备,后果更加严重。
去年六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国家情报法」,其中不但明文要求任何组织和公民要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且进一步赋予国家情报机构得使用必要的方式、手段和管道,在境内外开展情报工作;另国家情报机构可以要求机关、组织和公民提供必要的支持、协助和配合。此一将个人、民营企业于国内外执行情报工作的法制化,更让人怀疑中国政府的企图与目的,使之前的中兴通信与此次的华为科技,难以自证清白。
至于后门程式所造成的影响,德国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的创始人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教授,曾在《红天鹅:中国非常规决策过程》(Red Swan:How Unorthodox Policy-Making Facilitated China’s Rise)一书中指陈:个人若为数据元,与权力作为的数据掌控者,两者间的力量对比天差地远,将令反抗当权者失去组织化的可能。
简而言之,就是资通讯业者一旦利用网路和大数据的技术,达成「数位列宁主义」(Digital Leninism)的综效,表面上是国家资本与私人企业互蒙其利,实际上是一般人民以个体的权利交换数位服务,可怕的后果是沉默螺旋(Spiral of silence)所形塑的数位威权,将超出《一九八四》的想像。
虽然国军禁用中国製造的手机,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在二○一三年4G释照时,即已规定不能使用中国製造的核心网路及基地台相关设备,惟其利用低价竞争、攫取市场,若有后门程式,仍可用以操弄网路数据、改变社会偏好。
数位工具究竟是碍到谁、有多可怕?不妨在中国通讯软体微信(WeChat)或社群平台微博(Weibo),打个「维尼熊」,很快就有答案!
(作者为海军官校军事学科部前教官、新江军舰前舰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