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陌生青年上门向他推销植保无人机服务，称能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代替他手工进行农田的农药喷洒工作。人力喷洒十几年农药的刘新柱，从不信任何机器，背起药箱便要和这无人机比试比试，不料自己手持设备还没安装好，那架无人机便从一亩地外飞了回来。他这才将这台无人机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之前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但从未亲眼见过。
植保无人机/图 来源网络
农民眼中的植保无人机
艾瑞咨询发布的《2016年中国无人机行业研究报告》预计,到2025年农林植保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达200亿元。虽然2015年一度在资本市场成为高科技行业最火热的投资赛道之一，但植保无人机在中国农田的覆盖率为仅为2%，相比日本达到的40-50%覆盖率，无人机在中国农业产业中并不普及。
山西临汾市吉县副县长徐天明告诉记者，“自今年3月起，吉县8万农业人口中，仅有2-3％的农民购买了无人机作业服务，农民对植保无人机的接受需要时间”。
4月25日，记者走入吉县的村庄，这里几乎看不到青年人，常有土坯房门前坐着老人，太阳下一口一口抽着旱烟。当下农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让喷洒农药的工作环节急需“机器代人”。谈起吉县，最让他头疼的是本地劳力昂贵的问题，县里的人力成本每年增加10-15%，本地青年人几乎都外出务工，每到洒农药和收果的农忙时期，家里老人经常从外县找人或诉诸劳动力市场。
在2-3%购买无人机服务的农民中，主要看重无人机植保服务在价格上比人力更有优势。在植保无人机市场中，植保服务作为连接植保无人机制造商和农民的中间环节，从上游以购买或租赁形式代理无人机产品后，再投入一定人力和农药成本，为农民进行喷洒农药的服务。
刘新柱算过一笔账，“无人机作业，包括药物在内每亩地收费二十多元，相比人力喷洒，平均可节约十几块，按一亩地喷洒5次计算，一亩地就能节省七八十元。”刘新柱认为，只要无人机作业效果和人力一样，那么采用植保服务就是划算的。而无人机喷洒果树的效果已通过雾滴分布影响试验得到刘新柱的正向肯定。
吉县农民愿为每亩地支付二十多元的高价，这几乎是新疆、河南以及东北地区农田的四倍，通常新疆农田每亩作业价格6-7元，东三省每亩价格不足10元。国家农业部果树病虫害防治协作组专家组首席植保专家马恩正介绍，吉县三面环山，80%的耕地种植着苹果树，作为当地最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苹果树林属于规模小、附加值高的农田，作物定位高端苹果市场，通常十几亩田地规模的农户，每年毛收入10万元左右，同时地形崎岖导致人力成本相对较高。加之农田分散、地形崎岖，其他农机如拖拉机并不适合在此作业。
马恩正认为，吉县是适合推广植保无人机的样本地区。这也是与农民合作的植保队，在吉县推广两个月便盈利的重要原因。当地植保队伍来自禾文科技公司，作为大疆植保机的代理商同时向农民提供植保服务，公司ceo李耀自留学回国后便对中国植保市场怀着美好的愿景，2016年他组建队伍来吉县服务果树田，他称公司在2017年3月已经开始盈利了。
200亿市场仅有10%盈利
但诸多植保队人士与李耀有着截然不同的经历。据中国农用航空植保协会调查数据统计，2016年全国仅有10%的植保队达到营收平衡。这与200亿规模市场蛋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下，诸多业内人士对于适合植保无人机发展的农业市场进行探讨，同时指出，这条产业链发展并不均衡，上游制造商和农民用户均享受着市场红利，唯独植保服务这一中间环节亏损严重。植保无人机在吉县作为一个典型样本，或表明农业区域的选择是决定能否盈利的关键要素。
在记者采访中，几名植保队人士称对李耀“很羡慕”，但他们仍然没有选择如山西吉县这样的农业区域，他们认为，除果树这类高附加值的小规模农田外，决定中国农业经济命脉的仍然是新疆以及东三省地区的大规模农田。
李江（化名），自2014年起在新疆做植保服务，在2017年初决定放弃植保业务，谈到此，他称2016年来公司植保业务一直是亏损的，自己“身心疲惫”。
今年李江将植保队伍从二十几人缩减到五六人，因为他意识到，公司作业成本过高，正以高价人力换取农民的低价人力。在新疆北疆地区，他所服务的农田作物以小麦为主，农民每亩付8元，而他提供的植保服务中要投入飞机操纵手和管理人员的人力，需要人员工资、车马费、住宿费、烧油费等。在服务农民的时候，他发现大部分农民不舍得花钱，因为相比农村青年劳力，经过无人机操纵、农田作业等一系列培训的飞手，是更高价的人力资源。
为此困惑的，还有来自辽宁省的植保队队长赵成（化名），他认为，低频次也导致植保无人机人力成本过高。他所服务的水稻田每亩10元价格本就不高，又受到作业季的限制，服务频次不高，在非农忙时期，公司没有任何收入来源，而仍要支付植保队人员工资。
而在李江和赵成的眼中，在新疆和东北作业区域，植保队的供过于求。这导致了企业议价能力不足。植保队一拥而上，但大部分农民却并非像前述的刘新柱，更多是在观望中。
这也因为部分植保队靠低价揽活扰乱市场秩序。李江称，在新疆地区，一部分植保队发现市场问题后及时关停了服务，但另一部分“每亩只给6、7元钱他们都干”。结果是，他们为压缩成本往往不按技术和服务指标作业，或代理质量不合格的植保机，这些植保队伍从一个地区跨到另一个地区，在各农业大省中不断尝试，往往都做成了“一锤子买卖”。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对植保无人机服务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