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聚力“三个支撑”——迎接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广东作出的重要批示中要求，广东要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支撑。
2012年以来，广东就将“创新驱动”视为核心发展战略，而对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倾斜恰好营造了“新经济”成长的土壤，为广东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找到了新动力(310328,基金吧)。
以无人机三巨头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企业“扎堆”珠三角，既是市场配置资源使然，也是由于广东官方政策向“新经济”的主动“出击”，其主要策略是对创新环境的营造和对创新主体的服务。
在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本报通过无人机企业的崛起这一角度切入探讨广东创新驱动发展的优势和趋势。
导读
广东无人机“三巨头”等新兴产业的崛起正验证着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动力的新旧换挡。
动动手指摇摇操作杆，让无人机飞向天空，通过空中的高清摄像头俯瞰大地。这样的酷炫玩法，在全球许多国家的消费者中越来越流行。尽管全球许多消费者注意到无人机“made in China”，但很少人留意到他们把玩的无人机，大部分都来自几个珠三角城市。以深圳的大疆与广州的极飞、亿航领衔，广东企业至少占据全球民用无人机市场份额的70%。
从“天下无人机出广东”的故事看，广东在“新经济”方面的表现，既有制造业产业链完备的资源禀赋，也是因为官方在“新经济”领域的主动出击——广东早就将“创新驱动”视为核心发展战略，而对市场主体创新的政策倾斜恰好营造了“新经济”成长的土壤。
今年4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作出“四个坚持、三个支撑、两个走在前列”的重要批示，其中就提到“为全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支撑”。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无人机“三巨头”等新兴产业的崛起正验证着如何通过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动力的新旧换挡。
珠三角“飞出”无人机
这是个有趣的经济现象——销往全球的民用无人机产品，相当大一部分来自珠三角地区的工厂。中国民用无人机三大知名品牌，大疆创新、极飞和亿航，则来自深圳和广州，珠三角地区的两大核心城市。
而放眼珠三角，在前述三大品牌之外，还有艾特、科比特、九星智能等一大批无人机企业“扎堆”出现。仅深圳一座城市，占据了全球民用小型无人机约70%的市场份额，300多家无人机企业年销售额近200亿元；从深圳口岸出口的民用无人机占全国总量的95%以上。
这种“扎堆”现象，似乎是广东工业经济的传统特征。过去30多年，凭借加工贸易和村镇企业的崛起，一个个细分领域的产业镇、产业集群便开始在珠三角地区出现。虎门的服装、顺德的家电、中山的灯饰、宝安的电子产品，在过去均是“成行成市”地出现。而在珠三角东岸的深圳、东莞和惠州，已成为全球智能手机的集中产地。仅仅在东莞这一座城市，就有华为、OPPO、vivo三个品牌，进入全球智能手机市场占有率前5名。
这些细分领域的“扎堆”现象，其原因被经济学者归结于严密的上下游产业链以及成熟的全球贸易网络。
无人机企业在珠三角的“扎堆”，能否用同样的逻辑解释？在某些区域观察者看来，无人机“扎堆”珠三角，适用智能手机“扎堆”珠三角的逻辑。
深圳前副市长、哈工大（深圳）筹建办临时党委书记唐杰表示，消费级无人机不仅具备消费电子的娱乐属性，而且需要依附于消费电子行业的产业链。无人机的生产制造需要的材料和元器件，在很大程度和手机重合。生产无人机需要用到碳纤维材料、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等关键材料及配件，基本上都能在珠三角地区采购。同样道理，珠三角地区已有的生产制造能力与全球化的销售网络，同样是民用无人机产业“诞生”的重要条件。
这也就是说，无人机某种程度上是珠三角的全球产业链中“飞出”的“金凤凰”。实际上，广东近年来出现的高端装备、基因工程、新材料、跨境电商等“新经济”形态，都与原有的产业链基础存在不同程度的联系。
不过，产业链优势还不是珠三角“孵化”无人机产业的全部原因。相比之下，民用无人机与服装、鞋帽、家电甚至智能手机都不相同：这是一个十年间从无到有的商品，而一种商品能实现从无到有，还需要两个必备条件——研发和对研发的金融支撑。
“珠三角地区与制造业产业链广泛联系、同时有遍及全球的商贸网络，同时也有密集投向研发创新的全球资本，前者以广州为代表，后者的案例则是深圳。”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张光南说。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与企业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表示，深圳经济近几年的成功，在于这座城市对创新模式、创新产品的强大“变现”能力。由于企业靠近市场，因而创新产品更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并通过市场型企业营销、销售；而又由于风投机构的介入，企业创新的风险被分散化、社会化，进一步鼓励企业创新。
政策培育“新经济”
民用无人机企业集聚珠三角背后，既是市场配置资源使然，也是由于广东官方政策向“新经济”的主动“出击”。
在丁力看来，创新的主体应当是企业，因为企业更了解社会的需求，而政府需要做的是营造好环境和做好服务。
在一定程度上，没有创新，就没有“新经济”。广东官方对“新经济”领域的“主动出击”，主要策略是对创新环境的营造和服务。
近年来，无论是做无人机的初创企业，还是谋求向新的商业模式、新业态靠拢的传统企业，都能找到利好的政策。从全省层面看，广东省政府在2014年提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一战略在2016年被明确为建设“国家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从城市角度看，深圳和珠海提出打造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广州则要构建国际创新枢纽，制造业城市东莞和佛山也提出鼓励创新、鼓励发展“新经济”的政策；而从产业角度看，大数据、云计算、“机器换人”、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经济”领域的产业规划亦陆续出台。
2014年，广东发布了《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决定》，提出地市级以上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建立创业者与投资者对接平台和机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设立的创新创业引导基金总规模至少已达500亿元，这些基金多数将以母子基金的形式撬动社会资本进场，促进规模放大。
粤科金融集团总经理汪涛表示，政府引导基金能通过设立优先级、政府让利等手段对冲社会资本的风险，促使更多资金流向其想去的产业领域，壮大创新创业的规模。
除了壮大金融支持之外，广东官方政策还间接鼓励企业投入研发创新。2015年以来，广东先后设立企业研发准备金、科技创新券、科研成果转化、科研人员离岗创业等制度。与过往一些政府部门“撒胡椒面儿”式的补贴形式不同，前述制度涉及的财政资金使用都有限定标准。例如，科技创新券是科技创新的“粮票”，只能用于购买仪器设备、购买知识产权等研发领域；而对企业研发准备金的补助对象，也被限定在由自主研发经费投入的企业；而对科研人员的股权激励、科研成果转化科研人员收益激励的放开，在解决“钱从哪里来”问题的同时也部分回答了“人从哪里来”。
统计数据显示，广东近五年的 R&D经费投入强度逐年提升，已从2012年2.17%，上升至2016年2.53%，而该省2017年的目标是2.65%。
对此，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省委党校教授陈鸿宇认为，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逐年提升，达到高于全国水平的2.5%以上，首先说明广东的创新驱动战略推进是有进步的。同时也应该看到2.5%左右的研发投入强度虽然能排在全国前列，但还未与广东经济第一大省的地位相称。
陈鸿宇认为，下一步，广东还必须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投入力度，制度上、结构上的短板还需要继续补足，最好在“十三五”期间，将R&D经费占 GDP的比重提升至2.8%-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