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好我们发现战争是那么可怕，以免我们会喜欢上它。
——罗伯特•E•李将军
2002年11月3日，当6名毫无戒备的男青年驾驶着自己不起眼的面包车穿越广阔的也门沙漠时，一架小型活塞式无人机从大约3英里高的上空暗中监视着他们的活动。经过大量密集的数据研究和整合后，情报机构证实车内乘员之一曾经参与了2002年的美国海军“科尔”号（USS Cole）驱逐舰爆炸事件。这架无人机开始准备攻击。几分钟后，一枚搭载重18磅弹头的AGM-114“地狱火”（Hellfire）空地导弹直接击中这辆车，打死了车上所有乘员。
坐在100多英里以外的“捕食者”无人机地面控制站中的一个人，负责实施此次暴力攻击。在准备到攻击期间，致命的MQ-1“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unmanned aerial vehicle, UAV）操作员，从这舒适的有利位置，确保了附带损失最低限度、精确武器打击效果和目标识别明确。这次打击是政治家们梦想中的打击——以低风险消灭目标，而无明显的附带损伤。
尽管这不并是无人机第一次运用致命性力量，但是2002年在也门进行的这次无人机打击展示了武装无人机的独特优势——一种在接到通知后能够立即发起精确致命打击的持久监视平台。此次成功打击有助于为美国政府进一步增加对无人打击能力依赖铺平了道路。本文对美国对武装无人机的依赖不断增加，并将其作为一件外交政策工具提出质疑。尽管武装无人机的使用进一步扩展，但是事实可能会证明这种有增无减的趋势不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
对无人机趋势的质疑
如今，美国对无人机能力的痴迷追求仍然很强烈。最近发布的《美国国防部2013财年预算提案》，削减了许多项目，却增加了对无人机的投资，指示美国空军将目前执行任务的61架“捕食者”和“死神”无人机增加到65架，而且在需求急剧增加时可以提供85架执行任务。但是，随着美国继续使用无人机执行国家安全政策，一些人已经开始质疑这一趋势——最引人注目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 CIA）经常通过无人机发动致命性打击。
巴基斯坦境内是无人机空袭次数最多的地区。彼得•卑尔根（Peter Bergen）和凯瑟琳•泰德曼（Katherine Tiedemann）在2011年的《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自从2004年6月开始在巴基斯坦境内利用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以来，到2009年1月，布什政府批准了44次针对巴基斯坦西北部山区的打击。自上任以来，巴拉克•奥巴马已经大大加快了该计划的实施，……，在短短两年内，奥巴马政府批准的无人机攻击次数是布什政府整个任期内批准的近四倍——平均每4天一次，而布什政府每40天才一次。
尽管这些攻击只运用了精确制导弹药，但是仍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仅在2009年就造成估计大约300至500人死亡。
美国国会于2001年9月18日通过一项间接支持无人机使用的重要法案。《军事力量使用授权法案》（Authorized Use of Military Force）允许美国总统使用“所有必要和合适的力量来打击那些其认定曾计划、批准、执行或者帮助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或为恐怖组织或个人提供过庇护的国家、组织和个人，以防止将来针对美国的任何国际恐怖主义行动发生。”根据此项授权，经过多年的致命力量投射，美国对武装无人机的依赖有所增加。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在谈到美国政府对处于部落地区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领导人进行打击时，竟然说无人机攻击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考虑到政治家们不断努力实现我方军队人员伤亡数字最小化，增加无人机的使用就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了。理查德•切尼（Richard Cheney）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曾经被问到是否感到使用精确防区外武器存在任何缺点。他回应说：“如果我们不利用我们的能力优势，尽最大可能使用我们的技术，那么我们就是被诅咒的傻瓜了。如果没有必要，我们为什么要杀人呢？，……，如果我们在冲突中能够通过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失而自己的代价最小化而占据上风，我想不出还要追求什么更好的方式。”
然而，鉴于在远离战场空间的安全地区使用无人机打击敌人已成为一种新兴的趋势，公众对此担心一直在增加。《遥控战争：机器人革命和21世纪的冲突》（Wired for War: The Robotics Revolu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21st Century）一书的著名作者彼得•辛格（Peter Singer），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无人机在破坏民主吗？”的文章。他的关注重点放在，因无人机的使用越来越多，美国公众和政府之间关于是否使用致命力量保卫国家利益的分歧越来越大。据辛格称，“当政治家们可以避免军人死亡的政治后果——以及军人伤亡对选民和新闻媒体造成的负面影响时——他们就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看重战争与和平。”作为一个例子，他引用了最近在利比亚执行的作战行动，奥巴马政府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出动无人机进行长达数月的空袭，时间远远超出了《战争权力决议案》（War Powers Resolution）所规定的60天期限。可以说，因没有出动地面部队，美国国会降低了对作战行动的详细审查。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玛丽•杜齐亚克（Mary Dudziak）是这样说的：“无人机是一种进一步把美国人民与军事行动隔离的技术发展，削弱了对无休止战争的审查。”
战争不是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行动，即使是那些在几百，甚至几千英里以外通过高技术机器展开的战争。所有的战争都要付出代价。《大西洋》杂志专栏作家乔舒亚•福斯特（Joshua Foust）认为，无人机作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有损我们的名誉，我们的道德，我们同一起合作遏制和消除恐怖主义的国家间的关系和地位，并且因草率或无知杀死许多无辜平民而付出生命代价。”据福斯特称：“美国在也门坚持使用无人机实施打击，而不是同反对派政治运动进行任何广泛的政治会晤，这使人们认为美国热衷于压迫也门人民。”尽管平民伤亡情况很难准确估计，但是也带来了麻烦：“据一次可靠的新闻媒体调查显示，无人机在2004至2010年间杀死的人中30％左右是非武装分子。”诺亚•夏克曼（Noah Shachtman）指出，如果用有趣的科幻小说打比方，把无人机派到国外代表我们去杀人，“使我们看上去像电影《星球大战》中的邪恶帝国，而其他人则像抵抗机器人入侵者的反抗联盟。”
可以说，无人系统扩散所造成的最令人担忧后果是未来战争的频率和决策日益增加。无人机可以降低发动战争可怕代价，因此，领导人更容易发动战争。正如克里斯托弗•科克（Christopher Coker）指出的那样，危险在于精确且无风险的战争使领导人可能痴迷于相信愿意相信的东西。不幸的是，我们可能会滑向深渊，发现自己可以不受惩罚的使用暴力，已经丧失了自身做出重要判断的能力。我们可能不再愿意注意所有战争（即使是最道德的战争）都会提出道德问题的细节。
明白无误的是，这种强调无人机使用的趋势已经增加。因为无人机是最后的军事增长产业之一，所以各个公司都热衷于为军队设计最新的无人系统。尽管无人系统减少了美国军事人员在战场上面临的危险，也减少了政治家的政治风险，但是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种工具，必须谨慎评估无人作战飞机的运用，从而确保无人机的继续使用与整体国家安全目标保持一致。无人机在世界范围内使用扩散，影响着美国的外交观念，反映着我们的社会价值观。我们选举出的官员们要比任何团体都应该确保实施持续的密切监督。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曾这样设想被选出的官员实体，“他们的智慧能够很好地辨别出国家的真正利益，他们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使国家利益不可能因暂时或片面的考虑因素而牺牲。”这些技术的持续发展和使用将进一步考验他们的智慧。无人系统降低了战争的成本，使得战争对于运用这种技术的一方来说变得不再可怕。美国不能失去讨论任何类型战争带来的棘手道德问题的能力，否则，就会像罗伯特•李（General Lee）将军指出的那样，我们会冒着变得喜欢上战争的风险。
作者简介
休斯敦•R•坎特维尔（Houston R. Cantwell），美国空军中校，是美国空军驻扎在日本三泽空军基地（Misawa Air Base）的第35战斗机联队副联队长。 知远/杜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