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企业认为，这些监管规则过于严格。其中以致力于发展无人机物流的亚马逊公司为代表，意见最大。2015年4月，亚马逊向FAA（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致信，督促后者放宽无人机测试规定。
相对来说，国内的监管还在初级阶段，对于政策制定方来说，遇到的问题也都是新问题。2015年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在例行记者会上表态，无人机不能无人管，相关部门正在研究制定系列法规和标准。
FAA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无人机的政策，近期还在做不断的调整。监管对产业的影响不言而喻，从大众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企业参与和游说的身影。
比如中国大疆无人机参与的“小型无人机联盟”，即是一个产业游说团体 ，致力于促进 “修改商业、休闲及慈善用途无人机的政策和法例，容许无人机在一定程度上自主控制的视距内飞行”。
王帆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原属于联盟成员的大疆 、3D Robotics 、Parrot 和 GoPro，刚一起退出联盟，另组 “无人机生产商联盟”（Drone Manufacturers Alliance）。
王帆透露，退出的原因，即无人机类型千差万别，不同类型无人机的利益诉求，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和平分手”，重新组队，做“更符合自己需求的事情”。
王帆总结，当下中国关于无人机的政策，正处在一个敏感纠结期。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发现，在政府政策制定的过程中，企业、行业协会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博弈，也是各方逐力。
同样在推进无人机送货下乡的京东集团，已经与两个县达成合作，在当地推行无人机送货试点，政策也是该项目落地的主要瓶颈。
京东方面透露，一方面积极试点，同时也在关注政府政策的制定，积极参与相关行业标准的设立。
一家江苏企业负责人认为，当下比较活跃的大企业，资金和公关活动能力较强，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有很多话语权，但小企业的声音容易被淹没。
他希望政府在最终出台意见之前，能充分听取各类型企业的意见，特别是能兼顾一些规模不大，但具有核心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企业。
政策变数
处于“纠结敏感期”的无人机产业，遭遇正在制定的监管政策，或许成为产业发展的重大变数。
亚马逊发言人多次公开吐槽FAA的政策，其发言人Paul Misener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亚马逊无人机面临两大挑战，技术与监管，但相对而言，监管政策问题更难把控。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国内一些无人机企业时发现，各方对监管政策的看法和利益诉求各不相同。前述大疆无人机退出“小型无人机联盟”，另立新组织，也证实了各方意见的分歧。
亚马逊的观点更多代表了发展物流应用的无人机企业观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部分国内消费机、农业植保机厂商，对监管政策持相对“审慎乐观”态度。
无锡微翼航空负责人吴桂林表示，以他们生产的农用植保机为例，各种生产厂商质量参差不齐，如果有行业标准和监管政策的话，更有利于市场去粗取精，有优质核心技术的企业最终能活下来，是好事情。
他表示最关注的是空域方面的政策，如果对飞行的限制过于严格，可能会影响一大批企业。他希望政策能有更多的灵活性和空间。
湖北电鹰科技有限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蔡晓华，则对监管呈现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很大一部分业务，是做无人机驾驶资格培训。
他认为，随着无人机监管政策逐步规范，带证上岗是趋势，他个人很看好无人机驾驶培训市场，严格的监管政策更有利于他们的培训生意。
大疆的王帆则表示，无人机培训和带证上岗，适合无人机专业应用领域的谋生者，而对于普通消费类无人机，如果也需要严苛的培训驾驶证，就等同于抹掉了大疆此前降低操作门槛的努力。
对于无人机市场的预期，深创投一位投资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大量的初创型公司涌入无人机行业，缺乏足够的技术积累、对下游应用场景和客户需求的深刻理解，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消费级无人机，部分初创型公司将面临痛苦的转型。
同时，行业性无人机处于发展初期，市场监管、行业准入、产品规范等处于空白期，如何让市场处于适度监管下的自由发展，对政府相关部门、众多参与企业都是新的课题。
不可否认的是，无人机市场正在飞速发展，市场规模被各界看好，同时中国无人机领域产生了一批创新企业。比如，深圳大疆无人机的产品占据了全球民用小型无人机约70%的市场份额，其销售市场主要集中在欧美国家，占其过去总销售额的80%。
FAA近期发布报告称，到2016年底，无人机数量将达到250万，而增长最快的将是消费类无人机。到2020年，在市场上的700万架无人机中，有430万将是消费类无人机。
长江证券预测，中国民用无人机2015年总产值约13.5亿元，到2020年大众消费类市场空间260亿元；专业发烧类市场空间40亿元；行业应用类市场空间815亿元，总体上至2020年行业产值将超过千亿。
